保密局天津站的少将站长吴敬中，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毕业生。早在1940年至1942年，他便在中苏情报所担任科长一职，为期三年。此后，吴敬中进入了军统局的总部，开始跟随戴笠担任特训班的高级教官。在职务逐渐上升之后，他被派往天津担任站长。这个职务背后有着深厚的背景支持：两位同学分别为他争取到了这个重要的岗位。天津地处九河下梢，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地方，三座浮桥和两道关卡使得这里的交通和商业极为繁忙，财源滚滚，尤其是充斥着贼赃财富的交易。
说到吴敬中，其实他就是历史上吴景中的原型。虽然这两个名字只差一个字，但由于读音相似，因此在理解时几乎没有区别。为了避免混淆，我们接下来的叙述仍然称他为吴敬中。
吴敬中有两位背景雄厚的同学，一位是同班的蒋建丰，蒋中正的继承人，另一位则是不同班的郑介民，后者后来成为军统局最后一任局长，并担任了保密局的首任局长。正是这两位强大的人脉关系，让吴敬中在天津站的事业发展如鱼得水。两位朋友在背后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，甚至在他最终逃亡时，毛人凤也未能对他构成威胁。毛人凤是当时情报界的一位大人物，但在蒋建丰的眼里，他不过是个小角色，吴敬中对此也有独到的见解。
展开剩余79%当时，李涯尚未加入天津站，若他听到吴敬中的高论，恐怕难以理解。而即便余则成能够听懂这些深刻的见解，他也会选择装作不明白。那么，为什么李涯会不懂，余则成又为何选择装作不懂呢？这便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关键。
在戴笠不幸去世后，郑介民与毛人凤、唐纵三人开始争夺权力，互相角力，而面对“土木系”和“CC”时，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。最终，连“军统局”的招牌都被摘掉了，保密局虽然继续存在，但其权力急剧下滑，财政状况也愈发紧张。经过深思熟虑后，郑介民与毛人凤决定实行“杀人榜”计划，即大规模裁员！
沈醉，曾任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、保密局云南站站长，回忆道，在郑介民和毛人凤的领导下，特务们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。许多被裁掉的特务陷入了饥饿困境，有的甚至带着家属来到“戴公祠”哭诉。随着军统局改制为保密局，地方分站的等级也发生了变化：上海、南京、天津、北平、四川和云南被列为甲种站，每个站定员为160人；而安徽、贵州等地则为乙种站，定员为110人；更小或者更危险的地方被划为丙种站，定员为60人。
这一大刀阔斧的裁员让人震惊，原本的甲种站连一个行动队的人数都不及。而这150人并非全由吴敬中一人指挥。当时，保密局在天津设有两个站：一个专门负责一般情报，另一个则负责外事情报。第一站的站长由吴敬中和李俊才轮流担任，而第二站则由黄天迈负责。
根据沈醉的回忆，军统全盛时期，其内外勤特务人数不包括武装特务时就超过五万，还包括五万多名特务在军队和警察局领取薪水，此外，戴笠指挥的“交警总队”特务人数则达到二三十万。除了大量特务外，戴笠还为特务制定了因公死亡后，遗属每月领取生活费和补助的政策，同时，特务子女的教育费用也由军统负责。然而，随着保密局的成立，郑介民和毛人凤按照蒋中正的指示，开始大幅削减这些遗属的生活费，甚至在初期一次性发放三到六个月的补助后便不再提供。
随着经费的紧张，特务们纷纷陷入困境，而我们在电视剧《潜伏》中看到的那些悲惨场景，实际上正是当年真实的写照。
有一次，吴敬中召集了中高级特务开会，他用一种冷幽默的语气说道：“从今天起，军统就正式告别了，委员长给这个机构改了个名字，叫保密局。”显然，吴敬中并不满意这个新名字，他转头问余则成：“是叫保密局吧？”实际上，吴敬中完全知道名称的变化，但他故意这样问，目的是让余则成宣布一条所有人都不愿听到的消息：“改名之后，我们的编制、经费和名额都被压缩了，根据总部的要求，我们站必须裁掉25个编制，各位回去传达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离开……离开后也能找到好去处，比如警察局、救济分署、南京军官总队……总之，走也不坏。”
当余则成宣布这一“噩耗”时，连平时总是嬉皮笑脸的陆桥山也露出了严肃的神情。吴敬中则是低头不语，眼神呆滞，脸上毫无表情。虽然他们自己不会被裁掉，但吴敬中知道，自己的手下特务很快就要面临失业的局面。对于那些即将被裁的特务来说，他们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，沈醉的回忆录中提到：“那些被送到军官总队的人，每月只能领取微薄的生活费，住在拥挤的宿舍里，伙食条件与普通部队几乎没有区别。这对于曾习惯了优越生活的特务们来说，无疑是沉重的打击。”
对于吴敬中、陆桥山、余则成来说，裁员的影响远不如对他们手下的特务们那么直接。即便一些特务自愿离开，大家也没有太大担忧。有些特务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，因此他们愿意通过“请长假”的方式告别特务生涯。吴敬中清楚地知道，面对这样的局面，即使曾经如日中天的特务们，也不得不开始思考未来的出路。
虽然吴敬中不担心自己的未来，但他也没有忘记关照那些困境中的小特务。散会后，他和余则成边走边聊，感叹道：“你刚才看到他们的眼神吗？他们的眼神里，仿佛看到了我们曾经的影子。我们在他们眼中是小人物，但在国防部眼里，我们也不过是小人物，最终我们也会面临这种局面。”他说：“我之所以向穆连成敲竹杠，就是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。说句难听的话，如果不是为了那些特权，谁会愿意当官？”
吴敬中的“大人物小人物论”虽然令人不寒而栗，却又无可反驳。余则成理解吴敬中的心态，虽然他已经看透这一切，但依然继续做着自己能做的事。他为吴敬中争取了一些安稳的财富，而他自己也因此从少校晋升为中校，成为副站长。吴敬中的“大人物小人物论”暗中警告了那些像李涯一样的年轻特务，若不懂得如何应对未来，注定会走向困境。
李涯的晋升报告最终被余则成稍作修改，这让李涯十分愤怒，甚至一度觉得自己被戏弄了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